与清三代瓷的火爆相比，高古瓷器市场冷清了多年。但近年来国内外文物拍卖市场出现了新的动向，“五大名窑”重又得到收藏界青睐，高古瓷器大有东山再起之势。礼品陶瓷

　　2003年11月，日本举办“沐文堂宋瓷”专场拍卖，90件拍品成交56件，成交总额超过155万英镑。2004年9月，河南日信拍卖行举行“第二届文物艺术品拍卖会”，推出两件稀世宋代汝窑瓷器，据说这是汝窑瓷器首次登上中国内地拍坛。2005年3月，纽约佳士得推出宋瓷拍卖专场，来自著名收藏家罗伯特·拜伦的宋瓷珍藏，掀起了宋瓷拍卖新高潮。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北宋越窑青釉刻花圆盖盒，以1587800元成交。这件青釉刻花圆盖盒胎色灰白，釉色晶莹锃亮。釉面密布细小开片，开片缝隙处渗透土沁。另有一件南宋龙泉窑青釉笔洗，成交价为3188900元。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宋代瓷器在拍卖市场已经受到特别的重视，以清三代瓷为代表的明清官窑瓷器称霸瓷器拍卖市场的形势将会有所改变。

　　清三代瓷多年来持续受宠，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清三代瓷工艺绝伦，硬件条件极高。中国制瓷工艺发展到清三代，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质量、品种和数量都超越了前代。明清帝王对制瓷极为重视，像乾隆皇帝，他自身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对瓷器的器型、图案、色彩、品种要求很高，须经御批审定和御出图样方可烧造。其次，当代新兴的收藏者具有强烈的投资意向，他们更看重清三代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的持续升温，藏家的构成和收藏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代新兴的收藏者与传统的收藏家的价值取向不同，传统的收藏家更多的是出于爱好、家学或保存家业等意愿来进行收藏；而当代新兴的收藏者把其他经济领域的投资方法移植到文物市场中来，更多的是把文物艺术品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当作投资前景来研究，把文物艺术品的收藏当作产业来建设，投资目的更为明显，也就是说，他们更愿意尽可能快地将最好最有价值的古董收入囊中。清三代彩瓷作为清瓷工艺的最高代表，在市场上最适合作为一个时代古董行情的标志。而且，存世清代瓷器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早期瓷器，有利于市场取舍和投资运作。这就是在近年文物拍卖市场上，清三代瓷每有佳品必创“天价”的原因。

　　高古瓷器是一个与明清瓷器相对的概念，通常指元代以前的陶瓷器，北方俗称其为“老窑瓷”。中国文物收藏的传统，以追慕高古为最高境界。到了清末和民国时期，宫廷藏品陆续外流，明清官窑瓷器成为收藏对象，但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古董的收藏仍是以宋元及以前的高古器物为顶级标志。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社会化的文物鉴赏和文物市场被禁止，加上经济体制的禁锢，百姓根本无从鉴藏文物。改革开放以后，文物市场也是最后开放的领域之一。而最早涉足文物鉴藏领域的人士，他们最早可能接触到的古董就是被国家博物馆不看重的清代艺术品。清代艺术品特别是清三代官窑瓷器极高的工艺价值和装饰效果，也容易被这些古董鉴藏的初学者接受。当时文博界发表最多的学术成果，涌现最多的鉴赏专家，也都是与明清艺术品有关的。所以，这些最早涉足文物鉴藏领域的人士手握重金在市场上寻找的，必定是他们最早结识的明清官窑瓷器。与此同时，曾经被收藏家视为天物的高古瓷器，因传世数量非常有限，难以作为市场运作的对象，加上长期的封闭管理收藏体制的限制，学术研究成果社会化不够，人们无从获知其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判断的标准，再加上文物政策和法规使高古瓷器市场流通的渠道极为狭窄，令经营者望而却步，影响了其价位的提升，所以就出现了清代瓷器的价格高于高古瓷器的现象。国内外大收藏家、大机构、大财团目前仍首选明清官窑瓷器，清三代瓷在中国拍卖市场价格居高不下而且逐节攀升的情况还会持续几年时间。

　　近年来，在清三代瓷的带动下，宋代“五大名窑”等高古瓷器在国内市场上重新得到青睐。2004年秋季河南日信拍卖行“第二届文物艺术品拍卖会”推出两件稀世宋代汝窑瓷器，就是一个信号。汝窑，北宋政府曾将其垄断为官窑，专门为皇宫烧制御用品，与官窑、钧窑、哥窑、定窑合称宋代“五大名窑”。由于烧制时间很短，烧制要求很高，产量有限，流传甚少，据说目前存世的北宋汝官窑御用品总共不足百件，即使在国际拍卖场上也很少见到。1992年，纽约苏富比拍卖行曾经以154万美元的价格成交了一个直径仅8厘米的汝窑小盘。河南日信拍卖行拍卖的两件汝窑精品中，文房用具鸳鸯水滴宽4.2厘米，身高6.2厘米，鸳鸯小巧玲珑，呈俯卧状，昂首翘尾，羽毛丰满，双目圆睁，炯炯有神，形态生动自然，具有典型的北宋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风格，估价600万至1200万元；荷叶带把杯为天青色，口径9.5厘米，足径5厘米，高5厘米，开小细碎纹片，有玉质感，杯底浅圈足，底留三小支钉痕，露胎处显灰白色，估价300万至600万元。据知情人士介绍，这两件珍品均为委托人家中祖传。无论是与国内拍卖市场清三代瓷的价格相比，还是与国际拍卖市场宋代瓷器的价格相比，这两件汝窑精品的估价都不算高，但它们的推出毕竟为在中国文物市场重振高古瓷器的雄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追慕高古的理想，物以稀为贵的准则，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高古瓷器收藏的指导思想。